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两名年轻人，拥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力。一位是地位高贵，和西园寺公望有着师生之谊的近卫文磨，出生育1891年的近卫文磨，是五摄家之一‘近卫家’第30任宗主，根据贵族院令，到了25岁便进身为公爵议员进入贵族院。哪怕是西园寺公望面对这位学生，也要尊称一声阁下。
近卫文磨的父亲近卫笃麿，是东亚保全论的主导者，因此他虽然师从于亲英派政治家西园寺公望，但却对日英同盟颇为厌恶，认为日英同盟不过是英国挂在日本脖子上的绞索。
虽然近卫在读书时期接近过进步学者河上肇和西几多郎，但他却是日本扩张论的支持者。在陆军连续失败于大陆，而海军却在南洋及太平洋诸岛打开局面之后，他就成为了海军所提出的南下论的支持者。
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近卫文磨就在报纸上批评过国内的亲英美派，他在报纸上如此说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象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磨参加和会的目的，更多的就是想要增长一下国际外交方面的见闻，并以英美在和会上的表现来验证自己对于英美和平主义义的批判理论。虽然他在国内断然驳斥了亲英美派主义者，但是在和会上他还是相当的守规矩的，近卫文磨知道，英美可不会畏惧他日本公爵的身份。
但是在中国代表团宣布退出和会之后，近卫文磨的忍耐也终于到了顶点，他在日本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中向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说道：“英美的和平主义在英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就已经濒临破产，我听说法国人还企图让希腊占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全部领土。可见欧美所谓的和平，实际上就是掩饰自己瓜分世界的借口而已。
日本为这场战争已经贡献的太多，但是英法美意对于帝国的贡献却视若无睹，他们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四处燃起战火，却认为日本不应当打破地区的和平，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我以为，首席和次席代表应当重新考虑我国在和会上的策略了，我们是否还有必要那么积极的维护英美所主导的和平？”
对于这位年轻公爵的冲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都选择了压制，虽然此次巴黎和会中英法被俄国人、德国人和中国人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但是两人依然认为由英国统治世界的秩序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且俄国、德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中国的本土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哪怕真的和英国对上了，两国一时半会也饿不死，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强大的海军天然对日本形成了压制，更别提现在日本和中美都有着矛盾，失去了英国的庇护，日本是很难自立于亚洲的。
近卫文磨劝说无效，只能不满的摔门而出，西园寺公望叹着气离开之后，之前会议上保持沉默的吉田茂终于开口向岳父牧野说道：“父亲，我觉得近卫公爵的话语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英法在和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连美国人都忍受不了了，德国人退出和会，意味着要么英法独立打下德国，要么就是推倒之前和会的所有决定，重新开始谈判，那样的话世界格局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法也就失去了主宰世界的权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跟在英国人的身后？”
出生于1878年的吉田茂，正是代表团中第二个有影响力的年轻人，当然他的年轻是相对于日本政坛上的老人而言的。毕竟号称日本政坛新星的牧野伸显，也就是吉田茂的岳父，也比吉田茂大了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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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女婿的劝说，牧野伸显只是叹息了一声说道：“日本是个小国，我们不是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哪怕被打倒了九次，中国还有第十次爬起来的机会，但是日本只要失败一次，也许就永远都不能爬起来了。
你说的很对，英法的贪婪连美国人都存有不满了，但是这种不满还没有达到让英美关系完全破裂的程度。只要美国不公开反对英国，那么英国就依然是当下世界的头号列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挡得住英国的全力一击。
因此我们现在只要继续跟在英国人身后，就不用担心有其他势力挑衅我们。但是反过来的话，日本就要独立的对抗世界各国了，难道我们真的能够独立的对抗美国或是中国吗？”
吉田茂沉默良久，方才回了一句，“躲在英国人的身后固然能让日本躲过一些风暴，但是也会让日本失去机会。一旦让欧洲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日本在南洋就会陷入困境。现在脱离英国，虽然会失去了英国的保护，但是却能让日本在南洋获得更多的自由行动权力。借用一句中国的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牧野伸显瞧了自己的女婿许久，方才微微摇着头说道：“能够决定日本国策的人并不在巴黎，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擅自去更改日本的国策。那既救不了日本，也赔上了我们自己。”
就在吉田茂大感失望的时候，牧野突然又说道：“当然，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日本的国策，但是不妨碍我们去和中国人接触一下。日本想要改变自己在日英同盟内的地位，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是不行的。”
对于岳父的看法，吉田茂是深以为然的，在来巴黎之前他就担任了一届沈阳领事，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沈阳期间他见证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腾飞阶段。在吉田茂看来，现在的东北的社会变革之激烈，要远远超过日本的明治时期，可以说中国正从一个比日本还要落后的农业社会，正快速的变革为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工业社会，当然只局限于东北及山东地区。
虽然吉田茂和共和党的领袖吴川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那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共和党领袖身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不管再怎么顽固的地方绅士和所谓老资历的革命官僚，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几乎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寥寥数语之间，这些人口中的难处和理由就被吴川给轻描淡写的给消灭了。
每一次吴川抵达沈阳，都要见到沈阳城市面貌的变革，建设上稍稍慢上一些就要被其问责。吉田茂很少听说吴川有专门为了调动人事而颁发的命令，但是为了某项事业的推进，其签署的撤免或调动人事的命令却不少。这种完全依照做事能力来整合人事的方针，极大的推动了东北的各项建设，也使得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织和满清及北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人事任命最大的坏处就是难以判断革命委员会内部的人事关系，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都失去了作用。但是吉田茂却也看到了这种人事组织背后的好处，在吴川这把强力剪刀的破坏下，满清遗留的人事关系网被最大的可能的破坏了，底层有能力的人员获得了上升的机会。
共和党对于旧社会秩序的破坏，远比明治维新时期对于日本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更为深入，这也使得东北的社会活力要比明治时期的日本更为活跃。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又牢牢压制住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方势力，在这一点上，吴川几乎集中了天皇、公卿、维新三杰的权力，国民革命军却没有出现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军阀，这使得共和党在东北取得了绝对的集权。